“优质制造”比“中国创造”更务实

　　让我们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从“合格制造”变成“优质制造”、“精品制造”。这是李克强总理对推动中国经济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升级指出的方向和提出的要求。和向“中国创造”转型相比，“优质制造”的路径更务实，也更具有普适性。

　　从现实来看，中国企业在“优质制造”方面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更明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形象和声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产品更多是靠价格优势去抢占国外市场，个别企业甚至为了创造价格优势而不惜牺牲产品品质，以致中国产品在国外市场普遍被打上“劣质制造”和“地摊货”的标签。与代表着全球精益制造精神和制造水平的“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制造水平的差距不仅表现在高精尖领域的研发上，更体现在一些常规产品的细节设计和加工上。比如，德国汽车关门的声音就比国产汽车关门的声音柔和；一些家电产品的缝隙处理看起来会更严密、更美观一些。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本来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德国宝马就计划与北京吉普合作，但宝马公司在现场考察时发现，北京吉普的工人会用近乎“野蛮”的方式加工产品，完全不符合德国人精益求精的制造理念。一个细节上的差异，致使北京吉普失去了一个转型升级的机会。

　　从“合格制造”向“优质制造”升级，首先应当从高技术行业开始。事实上，“中国创造”和“优质制造”是一个共生体，代表着“中国创造”最高水平的航天技术和高铁技术，都是以“优质制造”为前提的。“零失误”和“零缺陷”的概念已经植根于航天人和高铁人的骨髓和血液中。在成千上万个零件和复杂的工艺流程中，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失误。在航天工业和高铁工业中，已经形成了关于“优质制造”的完整工艺流程和控制手段，这些都是“优质制造”的最鲜活的、最中国化的案例和教科书。应当通过不同的方式把这些“优质制造”的精髓复制到其他中国企业中去。

　　观念差异是本质的差异，培养中国产业工人的“工业精神”依然是严峻的课题。由小农经济向工业经济突变式的转型，是中国产业工人“工业精神”缺失的先天性原因。同时，由于此前中国长期处于物质严重缺乏的年代，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精不精的要求被放在了极其次要的位置上，粗放加工、粗放制造的习惯由此形成。纵观德国、日本和美国这些制造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无一不是二战时期的主要参战国，其企业大多都承担着军工生产的任务，对于产品质量和供货时限有着几近苛刻的要求。这些历史因素，对于德美日企业形成刻板的准军事化的管理风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德美日企业对于员工纪律有着最严格的要求。当前，崇尚个性和自由精神的80后、90后员工大量上岗，他们对于制度和纪律有着天然的抵触，这对制造业实行严格的流程管理和工艺控制形成了巨大挑战。进行全社会的职业素质和"工业精神"教育已经刻不容缓。

　　一大批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现代工人，是由"合格制造"向"优质制造"转型的"硬件"。在航天、高铁等"中国创造"领域之所以能够率先形成"优质制造"，除了这些领域本身对产品的要求和控制高之外，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很多行业的工人都没有经过长期严格培训。日本的建筑工人要经过两年的培训才能上岗，而中国的建筑工人很可能是昨天还在田里，今天已经在建筑工地上。就连对员工素质要求较高的家电行业，每逢旺季也存在着大量临时工。比如，新近富士康就把招工的门槛降到了"零工作经验"。因此，要加快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让不同的人都能接受相应层次的职业教育，同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员工尽量在同一个行业中持久工作，尽早构建"优质制造"的保障体系。

　　产业的转型，首先是人口素质的转型。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禀赋，才会有什么样的产业发育程度。当然，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优质制造"发展的环境因子也至关重要。（丁是钉）

来源：中国企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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